原文出自《放映週報》網站（連結請點此）
文 / 洪健倫、曾芷筠
在電影的產製與發行鏈結中，紀錄片一向是較為邊緣的一環。可喜的是，近年國際上除了老字號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、Hot Docs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、瑞士真實影展、日本的山形紀錄片影展、ASD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、雪菲爾紀錄片交易市場展，亞洲也正在發展許多跨地域的工作坊、會議組織、基金、提案大會，比如今年11月舉行的第二屆的仁川亞洲紀錄片提案會、12月落幕的越南的Autumn Meeting。除了媒合資金、創作者、與發行管道的重要功能外，有些機構則偏重故事開發（story development）的訓練，此外，這些平台更是匯聚五湖四海各路英雄、互相切磋交流的難得機會，讓你看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重要事情，以及導演的特殊觀點。
本期【放映頭條】針對今年度在台北舉辦的「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」、以及在韓國釜山影展期間舉辦的「AND亞洲紀錄片連線」做了整理，除介紹這些提案、工作坊的特殊之處外，也從各地的紀錄片發展反思台灣現狀。
跨域合作與歷史知識連帶的平台
記第六屆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
文 / 曾芷筠
回顧今年華語紀錄片的發展，在金馬獎得獎結果揭曉後，許多人為《灣生回家》未拿下「最佳紀錄片」抱不平，甚至質疑由周浩的《大同》得獎是爆冷門。這或許是個很好的機會，檢視一下兩岸紀錄片的差異，包括題材視野、產業規模、田野調查等條件，並思考其結構性原由。
華人紀錄片領域中的台灣
若以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作為參照，今年已邁入第六屆的CCDF儼然是亞洲老牌的提案大會之一。歐美的提案大會（pitch）大約是在三十年前由Pat Ferns創辦此形式，為了把拍攝中、未完成的紀錄片呈現給更多投資者、電視台、影展策展人，並進一步媒合。在亞洲，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（ASD）於2010年第一次在香港舉辦，促成CNEX舉辦提案大會的想法，以及與Pat Ferns的合作。從草創一路參與到第四屆的CCDF前總監吳凡說：「當時參考香港的模式覺得好像不難，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，Pat也針對場地、貴賓邀請、選片等執行面上給了我們很多建議。」
走到第六屆，除了ASD與CCDF，現亞洲地區還有廣州國際紀錄片節（廣州紀錄片提案大會）、DMZ韓國國際紀錄片影展、東京Tokyo Docs、今年當舉辦第二屆的仁川紀錄片亞洲提案會、Asian Pitch亞洲紀錄片提案會，分別努力經營交流、連帶的空間，讓提案大會更成為紀錄片工作團隊尋找國際合作對象的平台，也透過訓練上台說話技巧、片花呈現、經費預算規劃，讓導演們掌握在七分鐘的時間壓力下清楚傳達自己的想法與主題。
今年CCDF從收到的106件徵案中選出17部華語紀錄片，經過三天的培訓工作坊後，通常提案講稿、片花剪輯、預算表都已經做了大幅度的改動，以便能有效率地吸引國際影人的興趣。除了三天的培訓工作坊，CCDF在七月的時候還在台北與北京各舉辦了一次診療工作坊，做為提案大會前的暖身。現任總監蘇淑冠觀察到：「今年的提案有種舞台表演性，跳脫以往框架，讓台下的評審眼睛一亮，留下深刻印象。」舉例來說，中國的《黃河謠》請出被拍攝的主人公張尕慫上台演唱家鄉民謠，提案大會瞬間變成展演舞台，雖然超過規定時間，稍有爭議，但唱歌時台下評審紛紛拿起手機拍攝時，最終《黃河謠》也得到最佳提案獎。
而秀出目前擁有的資源也是提案重點，例如講述西藏兩位巒生活佛、卻做出不同生命選擇的中國片《寂靜生長》故事吸引人，最後留下伏筆，製作人更在現場請出擁有ACE（美國影像剪輯學會）認證的剪接顧問錢孝貞，讓投資者知道這部片有著強力後盾，成果值得期待。愈來愈多帶有戲劇效果的呈現形式例如跳忠字舞、一搭一唱的幽默台詞，代表大家在掌握提案大會形式之餘，也大膽做出變化，企圖讓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透過CCDF，除了讓國際影人知道可以在哪裡看到最新的華人紀錄片，也讓導演得到更多走向國際舞台的機會。比如中國導演孫揚的《時光機》講述藝術家馬良為了得阿茲海默症的父親，想要以親手製作的木偶、時光機代父親重溫過往記憶，得到仁川紀錄片提案會推薦獎、ASD亞洲紀錄片提案會特別邀請獎。這部片談及年老、疾病、與父子之間的感情，除了有普世性的情感訴求，這樣的題材也容易被韓國、日本的觀眾所接受。隱微的偏好口味往往決定了提案大會上影片受矚目的程度，比如「可能因為太敏感了，東京不會對談文革的片子有興趣。而原本覺得歐洲評審應該會對關於歐洲政黨與移民的《聯合公寓》很有興趣，但反應卻不如預期。」蘇淑冠說。
有意思的是，17部提案中僅有4部來自台灣的作品，包括林皓申、施佑倫的《不一樣的女兒》，講述橫跨兩代的母女如何共同面對過動症ADHD的精神醫療診斷；盧盈良導演、周怡珍監製的《牧者》關注基督教與同志認同之間的糾纏；吳郁瑩導演、江松長監製的《阿紫》講述越藉配偶在台的處境；周文欽《蹦火》試圖以影像紀錄保存台灣北部漁港罕見的捕漁文化，並從小人物的弱勢處境探索觀光發展對文化存續的利弊。
有熟悉紀錄片的工作者感嘆，台灣的紀錄片題材關注範圍往往不夠宏大，觀點也不夠有歷史縱深，亦缺乏探索複雜歷史對個人、家庭的影響，引不起國際太大的興趣。這樣的論點確實值得深思。總監蘇淑冠以今年的入選作品《阿紫》為例：「一個外國人必須先熟悉外籍配偶在台灣的處境，才有辦法很快進入這個故事。」
以其他區域做為參照
換言之，不論是外籍配偶、精神疾病、或者即將消逝的文化存續問題，這些題材即使從人的處境訴求普遍情感，但在國際上並不新穎。若以其他地區做為參照，蘇淑冠說：「我在雪菲爾紀錄片交易市場展時，看到的是非常西方的狀態，華人、亞洲的片子曝光度很低。」他也舉一部作品扣緊重要議題、再回到個人身上，也有完整田野調查的紀錄片作品：「在雪菲爾我看到一部講敘利亞家庭的紀錄片《A Syrian Love Story》，夫妻早期都是激進革命份子，搬到法國後，先生的想法產生很大改變，但妻子想回到敘利亞。導演以單機拍攝家庭內部的掙扎。最後，太太回到土耳其獻身祖國，先生在法國，最後還是分開。非常真實且有反思性。」此片在雪菲爾得到評審團大獎，也在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映演都出現，由於對戰爭、人權與自身關係的議題有深刻思考，受到國際影展讚譽。
若回看本屆CCDF入選作品中11部來自中國的紀錄片題材，可以發現題材的多元性與創作的活力。比如年僅二十出頭的年輕拍檔「瑪鯊苗醬」的《黑暗王國編年史》講述因經營夜場酒店而入獄、想要小孩並與男友隱居山林的男同志大叔，透過他憶述故鄉過往，也帶出從東北到南方沿海、最終進入森林的空間移動，而成為帶有多面向豐富性的故事；出身記者的劉柳與來自東莞的製片黎曉煒合作拍攝《東莞色變》，攝影機回到因被掃蕩而進入冰封期的東莞，透過周邊產業的蕭條、嫖客與司機的處境、宛如套餐勾選與售後評鑑的整套ISO「東莞性服務標準」認證建制過程、到往東莞更外圍移動的小姐與酒店，本片除了梳理隨著世界工廠興起而催生的「男人天堂」。劉柳說，東莞原有30萬性工作者，佔GDP的七分之一，而產業轉換首當其衝的便是司機、小姐、工人。做為調查類紀錄片，從2014年經歷冰封期後現又開始逐漸「回春」，她質疑，黃真的可以被掃除？掃除手段是否適當？
從上述例子可以發現兩岸在題材廣度與深度上的差異。前總監吳凡提到：「中國的優勢是目前處於社會經濟發展階段，有非常多重要、可拍攝的題材，例如迫遷、產業轉型；台灣雖然也有很多社會運動，但較少呈現特殊性與新鮮感。」題材的限制終究仍需從產製結構來看，吳凡提到，西方有市場，可以提供比較好的管道，很多導演可以把這當成一份職業，有產業分工，會等資金到位、調查完成後再開拍；台灣除了公共電視，幾乎沒有其他放映管道，只好回歸個人創作。創作流程也往往在沒有足夠資金、想要搶快而「先拍再說」的狀況下打帶跑。因此，有辦法做調查的紀錄片導演多半出身記者。近年則有《商業周刊》投資拍攝的紀錄片《台灣黑狗兄》，從紡織業全球分布的專題，轉而聚焦於台灣中部專門製襪的中年「黑狗兄」。
中國方面，許多紀錄片導演仰賴電視台的大量需求，一邊接商業案子，一邊拍攝自己感興趣的題材。相較之下，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在委製費用有限的情況下，能做的調查、團隊規模、乃至聲音剪輯等後製都無法有較好條件的情況下，多半仰賴情感或社群訴求，企圖以小搏大。
若要突破本地的限制，國際上的影展徵件、工作坊會議、提案大會是試圖發展跨地域合作、歷史知識連帶的可能平台；退一步，同時也是看見他人長處優點，並反身自省的大好機會。
（圖片提供 / CNEX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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